我不了解为水手们服务的港口女郎的情况，所以也不敢瞎说。她们大概比在车站的要贵些，而比在宾馆的便宜些。
在所有这些行当中，小伙子总比姑娘要贵一些。这里也有性别歧视，姑娘们。他们集中在普希金剧院对面的小公园里，“卡特卡公园”——那儿有凯瑟琳大帝的塑像。
好了，你们够吧？反正我够了。我再也不能想有关金钱的更可怕的事情了。或许吉娜还可以再说点什么。
阿尔宾娜的故事首先引起吉娜的反响：“能从男人身上赚大钱的女人我不太了解，但我遇到过徘徊在车站和码头的姑娘。你们知道最低的要价是多少吗？”
“多少？”
“一卢布。”
大家听后目瞪口呆。
“而且还不止如此，一卢布也是钱呀。一大早在啤酒馆外面，那些女酒鬼只要给一杯啤酒她就让人干，一杯啤酒才两毛三。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佳丽娜，你给我们讲讲有美好生活的事情吧，讲讲人们竟相把最后一戈比让给对方的故事。”
“不，吉娜，我有另一个关于钱的故事，与持不同政见者没什么特别的关系。我要讲的是我婆婆的事。”
故事之六
持不同政见者佳丽娜讲述，说的是她如何与婆婆相处，如何仅从婆婆那里得到一点钱，却欠下了永远无法还清的恩情债。
斯拉维克的母亲四十多岁时生的他。人们都说他没什么出息。这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我的斯拉维克的确是个有出息的人。
我们在集中营结的婚。那时他对我说：“佳洛契卡，我的母亲在列宁格勒，我给她写信介绍了你的情况。你该去看看她，认识她。她身体不大好，很少出门。”
他给了我地址。从摩尔达维亚回来的当天我就去拜访了婆婆安娜·尼古拉耶芙娜。她住波克罗夫卡区萨多瓦亚大街的尽头。我按了门铃，是邻居开的门，她领我穿过楼道，然后指给我安娜·尼古拉耶芙娜的房门。我刚一敲门就听有人说：“进来佳丽娜。”
我感到很吃惊，推开门便看见一个瘦小的老太太，头发全白了。她正坐在又大又破旧的圈椅里，披着破旧的披肩。
“进来，坐。你旅途还顺利吧？斯拉维克好吗？”
“他很好，我来时一切都好。您怎么能猜出是我呢？”
“我一直在盼着你来，”她简单地回答道。“斯拉维克来信提到了你，所以我一直在等你。我刚才还在想，我的小儿媳妇怎么还不来让我瞧瞧呀，想着想着突然听到了陌生的脚步声，我就猜出是谁来了。来看我的人不多，我妹妹、护士——这就是我的全部客人。”
安娜·尼古拉耶芙娜与我一起喝茶，我给她讲了这次旅行的情况，告诉她我们已经在集中营登记结婚，还给她介绍了我个人及家庭的一些情况。
“你交了个在集中营的男友，你父母是怎么看的？”
“喔，没事，我想……”
“别跟他们闹别扭。斯拉维克会出来的，那时或许他们会喜欢他。但别冲撞你父母。有个坐监的女婿，对他俩来说不是好事。这事你不用跟别人讲，因为别人都想知道他们的女儿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。”
初次见面我就喜欢上了安娜·尼古拉耶芙娜。我开始逐渐依恋她，特别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，我常去看她，陪她喝茶，聊天，谈斯拉维克——心情就会好起来。
但在家时情况就糟了。我一宣布我交了一个在劳改营里的男朋友，父母就表示不同意。
当我快要生个孩子时，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就恶化了。所以我决定搬出去。但去哪儿？安娜·尼古拉耶芙娜只有一间小屋，甚至连第二张床都放不下，而斯拉维克又在集中营。我决定租一间房。转了好长时间终于找到了一间，但就是贵点——40卢布，占我月收入85卢布的一半。我还得常常买东西去探望斯拉瓦，还要给他寄包裹什么的。唉，可真不容易埃唯一还算不错的事情是我找的房子离安娜·尼古拉耶芙娜挺近，在夫昂坦卡。我常常事先不打招呼就去看她。
我母亲想让我做流产，但我不听她的。我的感觉并不总那么好，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长大，而我却比怀孕前吃得更糟。最后我简直都不想要这个孩子了。父母的钱我一点也没要，虽然他们主动给我——我自尊心很强，这你们知道。我开始变得失魂落魄，丢三落四。这么贫困，我居然还乱丢钱，常常把钱放在家里的某个地方，可就是找不着。有一次我向安娜·尼古拉耶芙娜诉说我近来的不幸遭遇，她让我弄个钱包：“你总是把钱放到手提包或口袋里，所以不容易找到。”
从那以后，我开始注意到，我常常无意中在我大衣口袋里的手套底下，或是在我的手提包里发现钱，钞票不象我通常那样折一下，而是折两下，我想，这是我爱丢三落四，生活邋遢的缘故。
这些三五元的钞票可真救了我的命。我唯一感到不安的是，丢了钱后又突然在某个地方找到快要成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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